全球生物经济发展趋势及浦东生物经济发展路径面临的问题
一、全球生物经济发展趋势
一是需求导向，拥抱变革打造经济名片。美国生物医药产业的诞生源于南北战争时期的医药需求，此后形成《拜杜法案》《贝赫—多尔专利商标修正法》《国家技术转化与进展法》《孤儿药法案》等完善的生物医药政策体系，本国颇具争议的医疗制度客观上为创新药研发提供了利润环境（例如2021年，美国医疗卫生支出3.2万亿美元，占本国GDP的18%，远高于同期日本的10.9%、OECD38国均值的8.8%和中国的5%）；当下，美国正在推进新能源、现代农业与卫生等领域的生物赋能应用，依托数字化技术变革，将生物经济规模从2016年的9600亿美元扩大至10万亿美元的生物经济未来。日本的神户医疗产业集群的诞生源于1995年阪神大地震后的救治伤员和恢复产业经济需求，此后日本多次优化资本市场制度（如以柜台登记特种股制度改革）以支持生物医药企业上市融资，形成了以IPS为代表的干细胞治疗、以PD-1为代表的免疫治疗等产业名片；2016年以来，日本接连颁布《生物战略2019——面向国际的生物社区的形成》等文件，从生物优先思想、生物社区和生物数据驱动三方面开启诸多产业的生物化变革浪潮（见表3，下同）。
二是多方运营，专业引领掌舵经济合作。为了促进研究机构、学府和企业合作发展，日本FBRI负责神户医疗产业集群的规划运营和技术转化，设立高级医学研究中心、医学创新促进中心、细胞疗法研发中心和集群推广中心，用于主导和支持神户医疗产业集群战略规划，全盘统筹重大产业战略的业务管理和技术开发，引领临床研究和下一代医疗系统发展，促进集群的快速壮大；巴塞尔生物谷建立了包含每个成员国在内的国家平台协会，帮助协会成员快速访问生物谷的内部通讯系统以优化产品生产和出口合作交流流程；印度海德拉巴生物技术园融合区域定位、当地产业特色与未来发展方向，将医疗器械和诊断确定为区域战略性增长行业，由政府提供财税支持，深耕细分赛道长久运营。
三是技术孵化，开放合作兼顾本土保护。知识产权可占生命科学公司市值的80%。新药物投入市场的平均周期约为12~14年，平均成本25亿美元，因此强有力的知识产权保护、技术转化与利益机制成为创新药研发的关键因。马萨诸塞州六大生物技术集聚区有着系统的生命科学计划、新兴科技基金、麻省理工学院创业基金等支持体系，借助《拜杜法案》对专利权的保护促进，促进了政府、科研机构、产业界的三方合作，形成了全球顶尖的生命科学创新氛围；巴塞尔大学、苏黎世理工为巴塞尔生物谷培育了诸多学术人才，罗氏、诺华等大型药企在产业链中不断孵化中小型科技企业；日本全民医保时代，一度禁止海外药物单独进入国内市场以维系本土企业利润，实行开放竞争后授权欧美制药公司代理销售以进军国际市场，并确定新药定价按每年5%速率递减以鼓励创新研发。
四是优势共享，呈现产城融合发展特色。波士顿长木医学区汇聚顶尖高校学府科研优势，形成了完全融入城区的产业社区发展模式；巴塞尔生物谷汇集了制药行业完整产业链，呈现了从学术研究、临床研发、区域监管、知识产权保护到商务运营在内的产城融合特色；神户医疗产业集群共享顶尖科研设施，借助各基金会与科技协会加速成果转化，形成了相对独立的产城融合发展模式，入驻集群的外资企业可享受神户市、兵库县和日本贸易振兴机构等多个环节的临时免租办公、员工补贴、纳税减免、子女国际教育等配套服务。
表3 全球代表性生物医药产业集群的发展历史与借鉴经验
二、浦东生物经济发展路径面临的问题
2022年5月10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十四五”生物经济发展规划》（以下简称《规划》），明确提出中国生物经济发展的“五个新”目标，点明了生物经济发展由顺应“追求产能产效”转向“坚持生态优先”、由顺应“被动防御”转向“主动保障”的转变趋势。《规划》在部署生物经济“五个新”重点任务的同时，也提出了包含生物经济创新能力提升、生物医药技术惠民在内的七项重大工程。
从1993年构思建张江药谷到张江生物医药创新引领核心区带动“1+5+X”产业空间布局，浦东新区生物医药产业飞速发展并陆续出台《上海市浦东新区促进张江生物医药产业高地建设规定》《浦东新区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2022-2024年）》系列文件，针对新区行业痛点进行调整实施与空白填补（见表1）。
表 1 “十四五”生物经济发展目标与浦东新区政策对比
新区的生物经济创新能力提升工程、生物医药技术惠民工程、生物技术与信息技术融合应用工程及生物经济先导区建设行动等指南，为新区生物经济发展路径带来了方向指引。对比新区生物医药政策与《规划》五大任务、七大工程，可在顶层谋划、创新机制与重点项目方面初探新区发展生物经济的突破重点（见图1）。
面对《规划》的新要求与新路径，浦东新区构建生物经济新高地面临着以下4个方面问题：
一是规模性领军企业培育有待加速。虽然上海市生物医药资本一向活跃，近年来生物医药行业一级市场规模、企业上市数量均稳居全国首位，但是与国外生物医药龙头相比兼具规模效应、行业引领和市场主导的领军企业尚待培育（见表2），生物产业与数字产业的融合有待加强，各领域的生物化转变也尚待探索。目前，中国生物医药企业的研发销售比约为2.7%，远低于欧美同业15%至20%的平均水平，新区作为医药研发企业集聚地，承担着打造全球龙头产业主体的使命，为了引领生物经济的发展浪潮，需要引导企业提高研发销售比[2]，提升国有资本在生物医药产业链中的主导作用，争取率先培育对标世界的万亿市值中国生物医药企业，并以生物医药龙头为依托逐步开启从生物医药到生物经济的战略转变。
二是全链条生物经济联动有待完善。技术孵化方面，中国高校和政府属研究机构在2019年的基础研究经费已超1230亿元，科研转化率12.4%，但仍远低于欧美发达国家高校50%，究其原因，系列技术转化程序、专利评估机制、知识产权服务与合规保障制度不足等问题掣肘了生物园区对高校各实验室项目的孵化服务[4]。对于浦东新区，虽然园区企业针对各高校院所医学院、药学院的医药应用技术成果转化成果依然有提升空间，但产业战略依然以“创新药”引擎为主，刺激生物医药融合发展和跨学科产品问世的政策体系尚未建立。临床试验方面，2020年度上海作为组长单位开展临床试验365次，排名第二，为北京的62.6%；作为参加单位开展临床试验1253次，排名第四，为北京的68.5%。近年来，新区药物临床试验机构、临床研究者对数字医疗相关领域试验的关注度有所不足，卫生系统对开展药物临床试验的相关评价、发展和激励机制也有改进空间。
三是差异化生物经济布局有待分工。研发领域方面，张江生物初创企业以抗肿瘤、糖尿病、自身免疫性疾病等利于融资的企业居多，热门靶点等同质化竞争现象依然存在，而其他感染性、神经系统、心血管等疾病的企业比例相对较少，罕见病药物、儿童用药等具有临床价值的新药研发有待强化。融合发展方面，新区在农业、林业、能源、环保、材料等与生物医药产业的融合发展案例尚不多见，在生物数据安全、资源安全、生物伦理、研究共享等方面也需更加重视。
四是供应链自主独立升级有待完成。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制裁清单威胁与疫情期间产业链断裂现象，折射出包括新区企业在内的国内生物医药产业普遍存在产品运营分散、信息流不对称、物流效率不高、质量溯源较难、供应链安全监管较弱等问题，供应链数字化反应能力也有所不足。考虑到生物经济的发展无法脱离工程、计算和信息科学领域的技术进步，也离不开可持续发展和再生经济循环的经济理念，新区可以聚焦产业集团打造和行业资源整合，聚焦生物经济产业链的自主可控与自适应性，制定数据和技术转移标准，实现从基础研发到市场推广的良性转变，提升对外部风险与内部风险的风险评估管理能力。(作者：陈韬陈亦凡)